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安徽股票配资，只能抓住周天文这根救命稻草。
配图 | 《人世间》剧照
在东门外的巷子里，每次遇到祁美莲，我都会唤她一声“祁阿姨”，她便双手合十，回我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要是她手上拎有东西，就将东西轻轻放下，双手合十的动作，做得一丝不苟。
祁美莲住在我家隔壁，78岁，5年前，她的丈夫周天文被确诊为癌症那一天，她成了太阳山岱岳寺带发修行的居士。从此，祁美莲吃素、打坐、念经。每次外出，她肩上都搭着一个棕色的布袋，布袋上刺有一个金色的佛字。她从巷子里轻轻走过，虽然有风掀起她的衣角，但鞋底好像带不起一丝灰尘。
祁美莲经常对邻居们说：“老周是我遇见最好心的人，我每日虔诚诵经念佛，是祈他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。”
2025年6月底的一天，周天文病逝，尘归尘，土归土了。但祁美莲依旧吃素、打坐、念经，她说：“老周是我遇见最苦命的人，我每日虔诚诵经念佛，是祈他来世圆满。阿弥陀佛。”
以下是祁美莲口述——
周天文是我的第二任丈夫，出生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。他父亲是浙江江山城里的一名富商，开有一家南货店、一家旅社、一家药铺，建有一座三进院的大屋。
周家以前的三进院大屋｜图源作者
作为家中的独子，周天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备受宠爱，加上人又聪明，读书成绩优秀，很被老师看好。1963年，周天文参加高考，老师指导他填报高考志愿时，一再鼓励“珍惜机会，放手一搏”，让他第一志愿填报清华、北大。周天文不想离家太远，报了本省的一所大学，五年后，他大学毕业，被分配进省城杭州的一家省属单位当工程师，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。
跟周天文相比，我就像是一株田间地头的小杂草，任人宰割践踏，周天文就像是一棵蓬勃向上的梧桐树，天宽地阔，前程无限。我与周天文，本来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应该有交集的，但时代和命运，将我们联结在了一起。
我比周天文小两岁，出生在浙江南部山区天台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里。父母亲分别在我四岁和五岁的时候生病去世，只好由哥哥嫂嫂抚养。那个年代的农村人，从土里刨食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即使是血缘之亲，也被贫穷咬噬得面目全非，只能先顾自己。哥哥嫂嫂把我当作累赘，念到小学四年级，他们就把我从学校扯回来干家务、做农活。
对乡村女孩来说，那时候的出路并不多，无非是成人以后嫁个男人，生儿育女，度过一生。我是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命运的，但对此也充满恐惧。在那个年代，一对素不相识、未曾谋面的男女，奉媒妁之言、长辈之命稀里糊涂地结成夫妻，对对方的长相、性格、脾气一无所知，跟拆盲盒一样，婚姻的幸福与否全凭运气。在我们村子里，就有很多女人过得很不好，忙乱卑贱的一生，就像田头地尾的一棵杂草。
邻村有位叫刘本木的男人，比我大7岁，那年的春天，他托媒人上门提亲。我哥哥嫂嫂向他提了一个条件：要想把我娶回去，得给他们造三间砖瓦房外加一间堆放杂物的偏房，作为抚养我多年的回报。
我的婚姻于哥哥嫂嫂而言，是一笔交易。
虽然我读书不多，却是附近几个村庄手脚勤快，又长得最好看的女子，刘本木娶妻心切，咬咬牙，答应下这个苛刻的条件。在给哥哥嫂嫂新房上大梁的那天，刘本木不小心从10米高的屋顶摔下来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摔断了左腿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，大家给他取了个“拐子”的外号。
1964年冬天，我17岁，可以说发育还没有成熟，哥哥嫂嫂就将我嫁给了刘本木。
结婚的那天，刘本木一脸喜气地迎来送往，给每一位客人敬酒点烟。等客人散去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刘本木两人，他把门一关，将灯一吹，扑上来把我往死里打。刘本木把贴钱给我哥哥嫂嫂造新房又落下残疾的怨气，全部撒在我身上。我逃又逃不出去，打又打不过他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半个月后才敢出门。
婚后第5个月，我肚子里的胎儿已有3个月大了。一天，刘本木摇摇晃晃从外面回来。我一看，就知道他喝多了酒。不知是在外面受了什么气，他见我坐在凳子上纳鞋底，一脚踹过来。接着，雨点似的拳头落在我身上。刘本木下手不知轻重，我怕他伤到胎儿，只能弓下身子护住肚子。
刘本木打累了，在床上扯起了响雷似的呼噜，我收拾起几件衣服往外走。乡下的女人在婆家受了委屈，往往会回娘家寻求帮助，娘家人一般要出面撑腰。但走出村子我就茫然了，不知自己能往哪里去。哥哥嫂嫂拿我当泼出去的水，是不会给我撑腰的。
我来到了10里之外的洪畴镇。到了傍晚，镇子里人迹渐少，几间店铺也已打烊，而我，依旧在道路上徘徊。一位老奶奶问明情况，打了一碗饭让我吃，还让我在她家里住下。
当天，刘本木去我哥哥嫂嫂家要人，他也不说什么，黑着一张脸开始拆哥哥嫂嫂家房子的砖头。哥哥嫂嫂火急火燎地找到我时，是一天以后了，把收留我的老奶奶一顿数落。回去一看，那间小偏房已被刘本木拆掉一大半。要是没有找到我，刘本木会一直拆下去，直到把房子拆平。
哥哥嫂嫂气急败坏，一边把我往刘本木面前推，一边说：“求求你，以后别再来祸害我们了。”
我想哭，却没有眼泪。
遭受刘本木打骂，成了我的日常。村里人都知道刘本木脾气臭，又认死理，所以都没人敢出来劝阻。更何况那时候的乡村，丈夫打妻子，见怪不怪。以后，受了刘本木的打骂，哪怕打骂得再凶更狠，我知道自己没地方可逃，就默默地承受着。
我知道，人是逃不出命的。
我接连给刘本木生下了大儿子刘江文、二儿子刘江武。
1971年，江武刚满周岁的那年，周天文“下放”到了我们村，他住在大队部一间透风漏雨的平房里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在前一年，因家庭是工商业户，周天文被定性为“走资派”，并被赶出了省属单位，下放到我们村进行劳动改造，接受农民的再教育。
那天，公社把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开周天文的批斗会。我一手拉着大儿子江文，一手抱着二儿子江武，也挤在了人群当中。我看到，周天文低垂着脑瓜站在台上，头上戴着一顶报纸糊的高帽，上面写着“走资派周天文”六个字。也许是天气炎热，也许是因为紧张害怕，周天文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，双脚下汇集起一滩水迹。然后，公社的、大队的干部轮番上台揭发批判、呼喊口号，把江文和江武吓得哇哇大哭起来，引来很多人转过头来看。
刘本木一拐一瘸地走到我面前，扬起手朝我甩来几记耳光，骂道：“你这个丢人现眼的臭娘们，给我滚回去。”
一直低着脑瓜的周天文突然抬起头来，大声地说：“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，打人是不文明的行为。”刚开始，大家都被周天文文绉绉的腔调搞得有些发懵，明白过来后，都笑得东倒西歪的。想不到在台上挨批的人，还有心思出头鸣不平，何况人家是夫妻，真是书呆子。一场批斗会，以十分滑稽的形式收场。
农村人，本质上是朴实又善良的，那天的批斗会，本身就是走走过场，根本没有要把周天文打倒在地，又狠狠踏上一脚的意思。此后，大家再也没有去难为周天文，大家最关心的是地里收成多少，能不能吃饱肚子，年底能从生产队分多少钱粮。
周天文在城里出生，在大城市工作，从没有干过农活，生产队没有难为他，就让他负责两头大水牛的放养。那时候，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实现，耕种土地以人工与牲口为主。当然，放养水牛，比纯粹干农活要轻松得多。
村子东面有一溜几间简易的平房，屋顶盖的是稻草，专门用来关水牛的，村里人习惯把它称作牛棚，周天文收拾收拾，干脆搬过去跟水牛住在一起。牛棚里有一个石槽，还有一个淘草大缸和一把斩草料的大铡。牛棚离村中心有一段距离，周天文倒是觉得住在这里挺合心意的。两头水牛经过周天文的喂养，膘肥体壮，干起农活肯下力气，因此，大家对周天文印象不错。
那时，我已给刘本木生下三儿子刘江俊，可他还是不肯让我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，依旧让我跟男人们一样，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赚工分，稍不令他满意，就对我拳打脚踢。
有人劝刘本木，说她是你的女人，是跟你一起过日子的，不是牲口，不能又打又骂的，周天文连他养的牛都不会打骂。刘本木又翻出了陈年老账，说：“当年为了娶她，我给她哥哥嫂嫂造了一座三间砖瓦房外加一间堆杂物的偏房，花掉我不少钱，我得回点本。”说到这里，刘本木还把摔坏的左腿抖一抖：“你再看看，我都这样了。”
许多年以后，我终于明白过来了，落下残疾的刘本木不仅变得自卑自私，而且心里怀着深深的怨恨，从结婚第一天就开始打我，目的是发泄，并且要把我的面子、气势全部打掉，好让我对他言听计从，不敢离开他。其实，这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农村男人的通病和悲哀，他们除了拳脚，就没有别的本事能镇住自己的女人。
一边照看三个满地乱跑的儿子，一边干着繁重的农活，回家后还得烧饭洗衣喂鸡喂鸭，我累得在路上走着走着也会打瞌睡。
1974年夏日里的一天，我带着三个儿子下地干活，江文和江武去粘树上的知了，刚会走路的江俊去抓一只蚂蚱，被一根树枝一绊，一头扎进了田边的灌溉渠道，呛了几口水后，沉到了水底。刚好，周天文牵着两头大水牛来这里喝水，立即把江俊捞了上来，倒扣在牛背上，沥出一肚子的水，才嘤嘤哭出声来。
刘本木抽出一根扁担，劈头盖脸地朝我打过来。我在弯弯曲曲的田塍路上逃跑，一双破解放鞋都跑掉了，脚板被碎瓷片扎出鲜血，一脚下去就是一个血印子。刘本木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女人怎么跑得过男人，刘本木一扁担打过来，正中我的额头，鲜血淌了我半边脸。
都打到这种程度了，刘本木还是不肯停手，好像铁了心要把我打死的样子。周天文看不下去了，他一把拦下刘本木，用力夺过扁担扔到远处，说：“扁担是务农的工具，不是打女人的器械，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……”
刘本木被周天文的气势镇住了，他喃喃嘀咕：“真是多管闲事。”
周天文救了江俊，又阻拦了刘本木对我的毒打，我内心对他是充满感激的，但我又不能当面对他有所表示，这要是让刘本木看到，肯定会给我和他惹来大麻烦。那时候，我依旧没有和周天文说上一句话。
一直以来，村里人都没有拿周天文当“走资派”看待，大家还特别喜欢往他的牛棚里跑。周天文装着一肚子的见识和故事，什么都能说出个子卯寅丑，到了农闲时节，他的牛棚成了大家集中的地方，大人小孩都去听他谈古论今，打发漫长的时光。
我大儿江文已经可以到处乱跑了，他也喜欢去周天文的牛棚凑热闹，还经常跟周天文一起去放牛，老是忘记回家吃饭。
那天，天色都快黑下来了，江文还没有回家，我猜他肯定是在周天文那里。我走到那里，果然，周天文一边在斩草料，一边在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；江文一边帮忙打下手，一边认真地听讲。一个讲得仔细，一个说得专注。我被这样的场面打动了，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，就默默地站在一边等着。县里建一座水库，刘本木被抽调去进行为期半个月的“大会战”，这是我难得不被打骂的日子。
过了许久，江文才发现站在一边的我，他冲周天文笑了一笑后，朝我跑了过来。我和江文行走在夜色里回家，有轻缓的风吹在脸上，有虫鸣声从四处响起，我不觉把手搭在江文的肩膀上。这也是我难得的亲子时光。
周天文在下放到我们村的6年时间里，仅仅回去了一次——1972年4月，回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。周天文母亲在他上大学那年就去世了。半个月后，周天文回到村子里，大家发现他瘦了一大圈，情绪十分消沉和低落。联想到我自己，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能感受到他心里的伤痛。
不过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周天文慢慢缓了过来，开始学我们当地的方言，他的浙西口音和我们浙南口音还是有显著差异的，一开口，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村里人私下里议论说，看样子，周天文是要在村子里扎根了，还开玩笑说，要想办法帮他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。还真有几位热情的大妈大婶，要带周天文去相亲，大妈大婶说：“哪儿的黄土不埋人，找个女人过日子吧。”周天文被搞得红头赤脸，连推带跑地说：“不急，不急。”逢年过节，知道周天文一个人孤单，有人会给他捎一些吃的用的东西，甚至叫他到家中吃饭喝酒。
不过，我是知道刘本木脾气的，我从来没有给过周天文吃的用的东西，更没敢邀请他到家里来。
直到村小学的代课老师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带不了学生，让周天文去顶岗，那年刚好满上小学年龄的江文，成了他的学生，我们的人生轨迹才算真的有所交织。江文读书很用功，成绩相当不错，周天文因此特别喜欢他，指导他也特别上心。一次，江文对我说：“妈，以后我要像周叔叔一样，做个有学问的人。”
一个学期结束，周天文要对每个学生进行家访。那天，刘本木外出找人喝酒了，家里就我和三个儿子。周天文用手抚平了江文头上的乱发，说：“好好培养，他以后肯定会有出息。”
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时代的转折令人猝不及防。
1977年9月，江文刚升入三年级的时候，周天文头上戴着的“走资派”的帽子被摘掉了。落实政策时，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，周天文表示，他不想回省城的原单位，希望安排他回到老家江山市工作。
周天文被安排到老家的粮食系统工作。他走的那天，村子里的人都来相送，在村口站得密密麻麻。周天文频频向大家挥手，一再说，有机会到他老家做客。我也站在人群中。那时，村里还没有开通班车，要步行到洪畴镇才有班车，村里专门叫两位青年赶着牛车送周天文。
牛车走得很慢，在村道上渐行渐远。我注意到，当载着周天文的牛车消失在出村的路口时，江文偷偷地抹起了眼睛。
我原以为，周天文回老家以后，相隔千山万水的，我应该不会跟他有任何交集的。但我想错了。
江文读书没有以前那么上心了，加上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田地里的事情多了起来，不像过去大集体，去点个卯，出工不出力，刘本木老是让他干这干那的，江文上学就变得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了，成绩一路下滑。那时，计划生育越抓越紧，生了三个儿子的我，就去做了结扎手术。
刘本木还是没有任何改变，从来不管孩子，经常喝酒，稍不顺心，就拿打骂我发泄出气。我已经没有心劲跟他反抗，变得麻木了。
1978年夏日里的一天，因为泡茶时手一滑，我摔碎了一只瓷碗，刘本木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后，骂骂咧咧地外出喝酒了。全身疼痛的我根本起不了床烧午饭，二儿子江武饿不住，到村外的山上摘桃子充饥，被一条眼镜蛇咬了一口。江武没敢跟大人说，等毒性发作，人还没有送到医院，就不行了。跟刘本木离婚的念头，就在这一刻产生了。
那时候，特别是农村女人主动提出离婚，少之又少，还会遭到别人的非议，可我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？我豁出去了，一次次地找到村里、乡里、县里。刘本木变本加厉地打骂我，这更加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，哪怕脱掉一层皮，丢掉半条命，我也必须跟他分开。
历时三个多月，到了那年秋天，门口的柿子已经红透的时候，我终于拿到了离婚证书。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，趁江文还在熟睡，我咬咬牙，一手提着几件换洗衣服，一手牵着睡眼惺忪的江俊走出了家门。其实，我也想把江文一起带到身边的，但我确实没有能力养活两个儿子。江文已经11岁，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，就让他跟着刘本木，江俊岁数小，只有4岁，绝不能留给刘本木。
走到村口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能往哪里去了。我下无寸地，上无片瓦，就像是河里的水葫芦。这时，周天文突然闪进了我的脑海，我决定去找他。
我一身疲惫地站在周天文面前时，已是6天后了：我先是步行到洪畴镇，然后坐车到县城，接着一站一站地坐上县际客车，终于来到了周天文所在的江山市。然后开始打听粮食局，打听周天文，打听他的住处。
那天傍晚，周天文下班回住处，走到门口，一眼看到蓬头垢面的我和江俊时，几乎惊掉了下巴，问：“你是江文的妈妈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我嘤嘤地哭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去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”
周天文家原来的三进院等家产，在公私合营期间，被收归集体。在他父亲去世后，已搬进去了4户人家，后来出了新政策，房产应该归还给他的，但他们依旧强占着不肯搬离，组织上只好在一条名叫东门外的巷子里，给他调剂了一个住处——一里一外两间平房，外加一间厨房。
祁美莲居住的东门外巷子｜图源作者
了解到我的情况后，周天文长长地叹一口气，马上安排我和江俊吃了饭，最后，让我们住在家里，他自己出去跟同事搭铺。
这个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市虽然不大，却是浙、闽、赣、皖四省边际重镇，在明朝年间，就建有高大厚实的城墙。城墙之内，一横一竖两条十字交叉的街道，撑起了整个城区的骨架，并将它划分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片区。每个片区，又衍生出毛细血管一样的里弄小巷。
但这一切与我无关。我没有户口，没有住房，没有工作，没有亲人，更没有钱，还带着一个儿子，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只能抓住周天文这根救命稻草。我心里清楚，以周天文的个性，是不会对我们不管不顾的。
周天文对于我们的“从天而降”，一时也显得手足无措。一个女人，带着一个儿子，还是从他当年下放改造的地方找上门来，不仅让人浮想联翩，也招来很多闲话。
后来我听人家说，那一阵子，周天文的一位同事正在给他介绍一位丧偶的女人。女人在乡镇文化站工作，没有生育儿女，能说会唱，人长得漂亮，对周天文也挺满意的。然而我的突然出现，致使周天文的这段姻缘胎死腹中。
我就像一张甩也甩不掉的粘贴胶，粘上了周天文，他想甩也甩不脱了。
在周天文家吃住了半个月，有一天，他试探性地问我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我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又偷偷地在江俊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。江俊痛得也大声哭了起来。周天文连忙解释说：“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，我是想问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。”
我能有什么打算？我只是流泪。
周天文叹一口气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，讪讪地走了出去。
跟同事搭铺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一个月后，周天文硬着头皮搬回来住了，每次在自己家进进出出，显得偷偷摸摸的，让我想笑又笑不出来。刚开始，他住在里间，我和江俊住在外间。后来，他觉得不方便，就让我和江俊睡里间，他睡外间。
天天住周天文的，吃周天文的，用周天文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就想办法找活干。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安装进家入户，大家用水，要用水桶从集中供水点去挑，有些老人家身弱力薄，到供水点挑水力不从心。我决定帮他们挑水，挑一担水收1分的力气钱。干惯农活的我，有的是力气。时间一长，让我挑水的人家越来越多，最多一天能赚3毛多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纳鞋底，凑足十双时，摆在街道上卖。
每天，我把屋子的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周天文下班回来，马上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，他换下的衣服鞋袜，我当天就洗干净，晒干后折得平平整整。晚饭后，周天文喜欢看书，我怕江俊吵到他，就带他坐在门口数天上的星星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家都说周天文比以前更加精神了。
周边的邻居渐渐地跟我熟悉起来，有时候，会坐在一起缝衣服、纳鞋底。知道我的情况后，好几次跟我们开玩笑说：“看上去，你们两人挺般配的嘛。”我听了，心里喜滋滋的，周天文听了，脸呈羞赧。其实，邻居们早就把我们看成“一对人”了。想想也是的，门一关，里面的真实情况外人不会知道。
转眼，几年时间就过去了，江俊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可由于是外地户口，学校不收。周天文一边自己教，一边托关系。最后，他厚着脸皮找到已经当上教委副主任的老同学帮忙，才让江俊进了学校读书。
逃离了过去的生活，没有了随时随地的打骂，我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舒坦，干活时会不知不觉哼起歌。邻居们都说，我皮肤比过去白了细了，人显得年轻，也更好看了。但夜深人静之时，只要我一想到留在刘本木身边的江文，流出的眼泪常常把枕巾湿透。
天天在一个屋檐下进出，在一口锅里吃饭，日久生情，1983年，周天文38岁，我36岁，春日里的一天，我们真正地“住”在了一起——那天深夜，当周天文轻轻地把熟睡中的江俊抱到外间的他的床上时，我哭了，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泪。
我很想生一个属于我和周天文的孩子。我总觉得有了孩子的维系，我和周天文才会过长久。
我瞒着周天文，偷偷地跑计划生育部门和医院打听，能不能通过手术恢复生育能力。我了解到，像我这种情况，只要采取结扎复通术，我大概率是可以生儿育女的。然而，当他们知道我的户口不在本地时，告诉我说，要是符合政策，也得回我的老家做手术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几乎到了癫狂的程度，连做梦都梦到我给周天文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或者漂亮女儿。
1983年夏天，我回了一趟浙南老家，看看有没有希望做结扎复通手术。于是，我又跑了很多部门，求了好多人。但他们依旧要求我开这样那样的证明，事情没有任何的眉目。我焦头烂额，在一家医院，我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掏出来，然后扑通一声给医生下跪，求他帮我做手术。医生像见到精神病人一样，跑出门外，叫来一帮人，把我轰了出去。
我彻底绝望了。在医院大门口，我呜呜大哭，哭得伤心欲绝，引来许多人扭头观望。
毕竟回到了老家，我还是很想回到村子里见一见江文，可又不知如何面对他，心里剧烈地斗争着，虽然都来到了离村子不远的洪畴镇，最后怎么也迈不开脚步。集镇上人来人往，仿佛都有一个明确的去处，只有我是那样的茫然无措。
正要离去时，有人认出了我，我也认出了她，她是我们村里的裁缝，来集镇上进几块布料。我从她的口中知道，自从我带着江俊走后，刘本木又去我哥哥嫂嫂那里拆了半间房子，口袋里揣一把刀子，然后天天喝酒，喝醉了躺在地上骂人，说要杀掉我跟的男人。江文没有去学校读书了，地里的活基本上靠他一个人打理，一天到晚沉默寡言的。
我心那个痛啊。
1983年隆冬的一天清晨，我起床到屋外引煤饼炉子准备做早饭，见到门口站着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站在我面前的，竟然是江文。跟5年前相比，16岁的他没有长高长壮多少，看上去瘦瘦弱弱的。一阵风吹来，衣着单薄的江文身体哆嗦了起来。我伸手去拉他进屋暖和，他一扭身躲开了，一串委屈的眼泪挂在脸颊上。
巷子里，不时有早起的人们走过，好奇地转过头来看我们。我和江文还是那样地僵持着。听到屋外有动静，周天文和江俊也走出来，他们认出了江文，才把一身寒气的他拉进屋。夏天我回老家时在集镇上遇到的裁缝，回到村里后说了我的情况。村里人因此知道我来到了浙西的江山市，跟周天文生活在一起。江文听进了肚子，趁冬天农闲，瞒着刘本木偷偷找来了。
以前，江武还没有死时，三个儿子当中，江文跟我最亲，也懂得心疼我，每次遭了刘本木的打，都是他陪着我一起默默掉眼泪。这次我明显感觉到，江文不仅对我冷淡，还有怨恨，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仿佛没有听见一样。
见江文那么瘦弱，我尽可能给他做一些好吃的，看到他狼吞虎咽吃着饭菜，我心里才稍微好受一点。分开几年，江俊跟江文有生疏感，但一天相处下来，就变得十分亲热，去上学时，江俊挥挥手说：“哥哥，我去学校了。”然后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远。
天冷，睡得早。那几天，我让江文跟江俊睡一床。晚上十点多，我担心他们睡着后踢被子，正要推门，透过门缝，我看到，穿着内衣的江文，正往江俊的作业本上吐口水。
我轻轻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里疼痛又愧疚，我知道江文为什么怨恨我，他怨恨我没有带走他，而是带走了江俊，让他跟着刘本木受苦受难。我也知道江文为什么嫉恨江俊，因为江俊有我疼爱。
我一夜没有合眼。
毕竟这里不是他的家，江文住了一个星期要回去了。走的时候，我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子，还有许多吃的，他把东西往地上一扔，用浙南方言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，连周天文都被惊呆了。我捂住脸跑进了房间，是周天文送他去车站乘车的。
江文走后，我一直郁郁寡欢，心里像堵了一坨棉花似的。周天文开导我说：“江文心里苦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号啕大哭了一场，心里才好受起来。
这以后，每过十天半个月，周天文就督促江俊给哥哥写信。刚开始，寄出去的信都石沉大海。半年后，江文终于回信了。我把信贴在胸口，就像抱住小时候的他一样。
江文的每一封回信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从他的言语之间，我感受到他从当初的冷硬，慢慢地变得温和、柔软、亲切起来。他开始在信中说自己的一些情况，说他在山上种了几十棵橘子树，说喂养的两头猪腊月里可以出售了，说他跟朋友骑自行车到县城看了一部电影……在一封信的最后，当我读到“妈妈身体还好吗”这句问候时，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水。
周天文跟我一样很高兴，他笑着说：“现在，我太想抽一根烟了。”以前，周天文也抽烟和喝酒，我跟他一起生活后，他先把酒给戒掉了，接着，他把烟也给戒掉了。其中的原因我是知道的，就是为了省钱。一年当中，他要给江文寄两次钱。
我再一次见到江文，是1989年秋天了。
那天是中午，烧好饭的我坐在门口等周天文和江俊回来吃。这时，一位中等个子的小伙子朝我走来，他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“妈妈”。刚好，周天文和江俊也正好回来，见是江文，都高兴地叫了起来。特别是江俊，还走上前跟哥哥比身高。
这次，江文把刘本木也带来了，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东升旅馆。长期毫无节制地酗酒，3年前，刘本木就查出了肝硬化，手掌大拇指根部和小拇指的大小鱼际处出现红色斑点、斑块。那个暴怒、野蛮的汉子，变成了一只病猫。
如今，刘本木肝硬化已发展到晚期，医生相告，来日不多了。江文说，这次他带刘本木出来到处走走看看，也顺便让他见见江俊。江文眼角湿润了，说：“以后可能再也见不上了。”
周天文二话没说，就带着江俊跟江文一起去东升旅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也默默地跟在了后头。躺在床上的刘本木盖着被单，瘦得已不成样子，面色青黑，目光黯淡。他侧身，脸朝着墙壁，一直不肯看我们一眼。
周天文偷偷地用手指捅了一下江俊的后背，江俊轻轻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刘本木这才扭过头来，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。
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那几天，周天文跟江文一起带刘本木看了西医又看中医，配了许许多多的西药中药。他们回去时，周天文塞给了江文一大笔钱。
两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一家人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投递员开着摩托车送来了一份电报。电报是江文从天台发来的，说刘本木去世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天文带上我和江俊坐车赶过去。
刘本木忍受不了腹水、疼痛的折磨，趁人不注意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。安眠药是刘本木平日里偷偷攒起来的，他早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刘本木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，让江文难以接受，虽然这些年来，刘本木带给他的是苦痛和伤害，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生父。
江文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，觉得没有把刘本木看管好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江文已经在刘本木的遗体前足足跪了一整天，没人能把他劝起来。周天文洞察出江文心中的疙瘩，轻声地开导说：“你爸爸是为你好，也为他自己好。生不如死，早死早解脱。”
江文听后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夹杂在唢呐声中，显得苍凉而又辽远。
刘本木的遗像，是从一张老照片上翻拍下来的。这张老照片，是那年我和他结婚时，两人去县城的照相馆拍摄的。再次看到年轻时的刘本木，不堪的往事又历历在目，但曾经对他的恨，也已烟消云散了。
刘本木的丧事办好后，村庄恢复了安静，人们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。村子里死了一个人，就跟扔一块石子到水塘里一样，能激起水花和涟漪，但很快平静下来，一如往昔，一如亘古。那几天在村子里，有人小声议论刘本木自杀的原因，他们好像知道点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。后来，他们就谈论起别的话题，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，还要忙碌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关注的，不会停留在已经过去的事情上。
我们也要回去了。
走的那天，江文先是把我们送到洪畴镇，又一起坐车到天台县的长途汽车站，我知道，他是想跟我们多待一会儿。剪好票我们正要进站时，江文冲周天文轻轻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以前，刘本木没死，江文一直叫周天文“叔叔”的。江俊也听到了哥哥叫周天文“爸爸”，冲他挤鼻子弄眼睛的。江文脸一红，举起手佯装要打江俊。
我心里淌过了一阵暖流。
未能给周天文生孩子是我终生的遗憾。然而，周天文比我想得开，他曾劝道：“我是从小看着江俊长大的，跟亲生儿子有什么两样？以后，我还等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呢。”
我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好男人。江文和江俊，把周天文当成自己的亲爸爸，周天文也把江文和江俊，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江文造新房、结婚什么的，还有江俊考什么大学、读什么专业的，也全是周天文给出主意作决定的，在经济上的帮助，更是不眨一下眼睛。
每年，江文会来我们这里两次，每次住上十天半个月的。江文特别黏我，几乎一刻也不愿意分开。我出去买菜，他跟在后面提篮子，我去江边洗衣服，他帮我拧干，我烧饭炒菜，他在灶头添柴，我打毛衣，他坐在一边盘线，唠唠叨叨，婆婆妈妈，跟我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知道，江文想把那些年的空白全部给补上。
江文和江俊两人，都挺争气的，江文结婚后，搞起了规模种植，成了当地的致富能手；江俊大学毕业后，当上了老师，结婚买房，生儿育女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2020年，周天文老是说肚子痛，去医院里一检查，确诊为胃癌，我感觉到天都塌了下来。江文、江俊知道后，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，陪周天文天南地北求医问药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帮周天文做些什么，就做了岱岳寺带发修行的居士，开始天天吃素、打坐、念经，祈他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。
一天，周天文对我说：“我差点把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，趁我现在还能走动，赶紧给办了。”这么多年来，虽然我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和周天文还没有领取结婚证。
2020年5月5日，那天是农历的立夏，他先去理了头发，又让我换上新衣服，去民政局领结婚证。
周天文把鲜红的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笑着说：“有了它，等我死后，每个月，你就可以领到一笔遗属生活补助了，过过简单的生活还是可以的。”他连我以后的生活都提前安排好了，我既感动又悲凉。
2025年春节过后，周天文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到了5月份，已经不能下床。我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不再跨出家门半步，天天守护在他身边，念阿弥陀佛。
我和周天文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，是一棵石榴树。进入6月底，石榴花开得十分鲜艳，像一只只红色的小喇叭，而周天文已经滴水不进，处于弥留之际了。
两个月前，江文就放下手头的全部事情赶到了江山照顾周天文。
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当长辈即将离世时，长辈要靠在亲生儿子的身上，寓意有靠山，走得才安详。那几日，江文江俊一天24小时不闭眼睛，轮番上床，让周天文的后背紧紧地靠在他们的胸口。江文江俊把周天文抱在怀里，周天文像个受了委屈得到抚慰的孩子，是那么满足和安心。
周天文是在江文江俊的怀里安安静静闭上眼睛的。
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阿弥陀佛。
说明：本文人名、地名均为化名。
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阳
卓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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