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1月的一天，张家口西北的指挥部里灯火通明。临时会议结束后，曾思玉合上作战地图，他明白自己即将再度转场：刘伯承、邓小平急电催促，要求第一纵队尽快南返归建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位“能打硬仗的副司令”马上就要动身时，朱德迈进屋来，轻声却坚定地说了一句：“先别急，晋察冀更缺你。”
第一次调令与第二次指令之间只有短短数日，却让第一纵队的指挥层出现“真空”。事情要从抗战胜利后的整编说起。冀鲁豫军区原有的主力被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，杨得志任司令，曾思玉任副司令，苏振华任政委。1945年秋，部队组建尚未整顿完毕，邯郸战役突然爆发。第一纵队奉命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，大雾弥漫的漳河东岸，阵地一寸寸易手，时间却被牢牢争取下来，高树勋部因此掀起起义。刘伯承后来说：“没有一纵那几天拦截，变数就大了。”
战役甫一结束，第一纵队途经平汉铁路北上，原计划开赴东北增援林彪。正行至冀东，中央再次电令：承德告急，晋察冀第二野战纵队兵力捉襟见肘，第一纵队临时归萧克指挥。承德保卫战僵持近三十天，初冬的塞外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度，部队在冰雪中顽守，苏振华天天跟战士蹲在战壕里，冻裂的嘴角仍在吹哨子指挥。紧接着全面内战爆发，国民党华北集结重兵，晋察冀不得不西撤至张家口，第一纵队再度成为掩护主力的前卫。
就在张家口外围炮声未歇的深夜，曾思玉接到调令，被任命为冀晋军区副司令，负责所有地方部队的军事工作。晋察冀当时地盘狭长、兵力分散，地方军区的任务多为护粮、破袭、肃清交通线，对指挥员的调度能力要求很高。曾思玉硬着头皮上任，等到局面刚刚梳理出头绪，1946年底，又一纸命令把他“叫了回去”——刘邓准备在豫皖苏发动大规模进攻，第一纵队必须归队。于是出现了最初那幕“前脚调走后脚挽留”的戏剧场景。
缺干部，是朱德非留人的根本原因。抗战末期晋察冀抽调骨干支援各大战区：邓华、黄永胜随东北挺进；郭天民随北满南下；李天佑甚至到达了大别山。随着华北正面压力骤增，留下的老部队既要防御，又要机动，军区指挥所里常常是一桌电台、一叠作战计划，人人身兼数职。朱德掰着手指算过，可用的纵队司令员实在不够，干脆把刚调来的曾思玉按在第四纵队副司令的位置上：“先干副司令，等野战军架子立起来，再提你上台。”
杨得志的去留也被放在同一盘棋上。1947年初，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察冀为核心，将华北各部重新整合为野战军。杨得志脱开一纵司令的位置，转而出任华北野战军司令。一旦新的野战军成形，纵队司令的缺口就被打开，曾思玉与随后到来的郑维山自然顺势补位。野战军成立那天，部队番号、序列、指挥链全部重排，军旗下的风刮得猎猎作响，站在最前排的杨成武环顾队伍，感慨地说：“从现在起，咱们要自己挑担子了。”
战略上的被动局面随即改观。1947年5月至10月，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发动保北、清风店、石家庄诸战。保北战役中，曾思玉指挥第四纵打破国民党“囚笼阵”，在涿鹿河谷连夜奔袭八十里，切断了敌第二十五师的退路，创造“夜行军、昼强攻”的战例。石家庄战役更是首次拿下省会级城市，平汉铁路中段就此失守，华北战场的主动权终于落到解放军手里。
与此同时，苏振华率第一纵队南下归建。他们踏过黄河时，河风卷起尘沙，官兵一个劲儿往后看，怕再被留在北边。几天后到达豫西，刘伯承在指挥所门口先握住苏振华的手，又举起望远镜望向远方灰白的平原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地方虽熟，打法要变，”随后把他和杨勇的部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，让杨勇任司令、苏振华任政委。自此，中原野战军的“杨苏组合”正式登台，挺进鲁西南、飞渡陇海路，连撞硬骨头，屡战屡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两段同样曲折的调令，在不同战区却收获了近似的成效：晋察冀靠加强指挥层，迅速改写战局；晋冀鲁豫则通过主力归建，扩大了集中兵力的优势。组织调度的微妙之处，尽显战争艺术。有人调侃：刘邓“催人”速度快，朱老总“拦人”方法多，最后两边都满意，华北、中原两块战场同时开花。
1948年春，华北野战军番号正式改为第二野战军，曾思玉部队换上新的臂章；同年秋，淮海战役打响，杨勇与苏振华率新一纵担任东线主攻。两人行至徐州以东，遇上沿津浦线退却的黄百韬兵团，激战三昼夜后切成七块。电台里传来一句调侃：“北边弟兄打完城，南边弟兄包了锅。”兵们哈哈一笑，继续冲锋。
回头看，这场“留与走”的争执，持续时间不长，却把曾思玉、杨得志、苏振华、杨勇四个人摆到最合适的位置。正是这种灵活的用人原则，让解放战争后半程的棋局越下越大。等到1949年初雪落在太行山脊，华北和中原的硝烟已经散去，刘邓与朱德并肩站在石家庄郊外的丘陵上，两人把电台音量调大，静静听华东传来胜利的消息。山风很冷，可谁都没有把大衣领子往上拉，因为在他们心里，这场缜密的人事布局和兵力调度已将最终胜利牢牢握在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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