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9月8日凌晨两点，值班医生魏大夫在菊香书屋的病房外记录下当班第一组心电图，那张纸如今已泛黄，但数字仍清晰——一分钟四十次的心跳、血压七十与四十五的低值，令人揪心。对医护人员来说，这样的数据意味着随时可能出现休克，可房门里却不时传出纸张翻动的细微声，像深夜里的虫鸣，提醒所有人：屋里那位病危的老人仍在读文件。
同一时刻，西侧小客厅的灯未熄。李敏正坐在沙发扶手上，揪着手指，回想父亲年轻时的另一场病危——1929年二月的上海法租界。那回也是半夜，毛泽东高烧到四十度，身边没有像样的药，他却撑着写完《两条路线》。四十多年过去，写字的手依旧稳，只是力气小得可怜。李敏想起护士给父亲递钢笔时那一幕：笔杆轻得像羽毛，他攥得那么用力，指尖却在发白。
凌晨四点，氧气袋又换了一只。护理记录显示，这已是当夜第三次更换。可是，毛泽东依旧执意让工作人员把那份《唐山抗震救灾汇报材料》举在眼前。字迹微小，他不得不把脸凑近，几乎贴在纸上。读到“灾民安置基本到位”一句，他轻轻点了点头。小徐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主席，要不要休息？”老人停顿两秒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再。”
李敏写道，父亲那天总共提出了十一次“看文件、看书”的要求，累计二小时五十分钟。医护团队本想推延，他们知道每多一次起身，对心肺都是折磨。但毛泽东每次醒来都用目光“命令”人把材料递到床前，谁也不好拒绝。曾给他理发二十年的周福明记得，主席目光酸涩干涸，却仍要自己朗读最新的外电：“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，三木武夫领先……”老人微微颔首，眼里透出关注国际局势的一丝火光。
这股子不肯停笔的劲头，贯穿他的一生。1935年腊月，他在陕北清油河破旧窑洞里写完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；1949年渡江战役前夜，他在瑞金庙前纸上画着渡江示意图，一张接一张；1956年讨论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时，他把会议室当书房，夜里三点仍在修改标点。今日，看似翻书的动作，却是对旧习惯最后的坚守。
上午九点左右，病情突然恶化。心肌缺血报警声刺耳，抢救医生推来除颤器。电流跳动中，毛泽东的胸膛微微起伏，随后又平稳下来。氧气罩下，他艰难睁眼，对主治医师张玉华挤出短句：“文件……要紧。”那一刻，所有人同时红了眼圈，却仍不得不把那份写着“外贸收支”的报表递过去，因为院长的手在空中无处安放。
晌午时分，北戴河吹来的潮湿东风透过窗缝灌进房内，护士忙着加被。谁也不敢告诉病床上的老人，外面数千名干部正自发聚在新华门前，默默注视着这扇紧闭的门。大家都理解，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在用生命最后的微光，守护他亲手创立的新中国。
临近傍晚，医护团队继续做低流量吸氧。李敏轻轻俯在父亲耳边，试探着说：“爸爸，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”老人没开口，却慢慢抬起右手，在空中比划着写字。他写的，是个大大的“工”字。谁都明白，这三个笔画象征着他心中始终不变的“人民”二字。李敏忍不住哽咽，却立刻擦干眼泪，帮他把床头的文件理顺。
20点刚过，中央办公厅送来几份转电稿。外务动向、铁路调度、秋粮收储，都不是轻松话题。毛泽东只看了第一段就乏力闭眼，低声嘱托：“给小平同志，他们懂的。”说完，又陷入昏睡。医护人员对视一眼，各自去忙抢注血压、调整药量——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惊动他。
夜半十一点，病室灯光柔黄。呼吸机“嗤嗤”作响。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得异常清脆，每一次跳动都像敲在人心上。抢救车已推到床脚，随时待命。值班护士偷偷抹泪，她记起主席半个月前还询问《资本论》最新中译校对进展；他笑着说：“我怕来不及看完，你们可得替我盯着。”一句话，说得轻，却压在所有人心上沉甸甸。
23时50分，心电监护曲线开始缓缓下坠。医生依程序注射肾上腺素、进行胸外按压。十二分钟抢救，曲线终究趋于平直。走廊里传出抽泣，有年轻护士失声喊了一句：“主席！”叫声刚落，回声已被夜色吞掉。0时10分，医疗组在记录纸上写下最后一句：生命体征消失。
李敏掀开被角，轻轻理了理父亲的衣襟。她回忆那一刻，病房没有震天哭号，反倒静得吓人，只听得见窗外初秋的风穿梭松柏。几十年后的她说，父亲的脸色比想象中安详，像打了一个长长的盹，“我甚至觉得，他还在想下一份文件”。这句话，后来写进书里，成为后人窥见那晚情境的唯一注脚。
天还未亮，北京电台已经草拟讣告。9月9日傍晚，新华社播发特急号外，长安街瞬间哽咽成一条河。那一天，联合国降半旗，平壤乐团停奏，开罗街头黑纱遍布。可在菊香书屋留下的，却是另外一种静默——一大摞圈批了密密麻麻红线的文件，纸张边角卷起，墨迹尚未全干。它们在灯下投出参差阴影，像在等待主人来翻动。
半个世纪走到尽头的这位老人，用最后的两小时五十分钟告诉身边每个人：国家事务没有终点，倒下前一刻也要看完字、批完章。他曾说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上掉不下来，从书本上学也学不完。”这句评语，如今贴在病历夹的扉页旁，被医护人员用透明胶小心封存。它陪同那份唐山救灾通报，一起被移交档案馆，成为永久保存的文件。
火化申请书上的签名，早在二十年前就落笔；而对死亡的态度，则在这一夜化作行动的注解。有人统计过，9月8日那天，他的握笔动作累计不过几分钟，却写出了十三个字、圈了五行批注。占据生命最后的，依然是工作、是人民，是那份不肯停歇的执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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